华夏各民族姓名的融合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口极多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 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是构成中华 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名作为文化的使者，忠实地记载着民族间的演化和发展。远在五千年前那时的华夏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四周的蛮、夷、戎、狄诸民族罕迹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多为汉族内讧，异族极少染指，到了秦时，东夷之一的赢姓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 　　秦立国时短，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却规范了中国此后两千年封建制度，秦后的汉朝，疆域十分辽阔，东至朝鲜，西越新疆，北达蒙古，南抵越南。 　　随着疆界的扩展，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日渐加剧，少数民族的人名系统受汉族影响的现象愈来愈明显，西汉皇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附汉来朝，至汉末之时，附汉的匈奴人同汉人杂处、同化，都弃本姓而改姓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等姓，均源自少数民族。 　　这些异族人的姓、名在形式与内涵上与汉族姓名已无根本区别。魏晋南北朝之三百年，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南北朝时北方十六国兴衰更迭，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常能同化与之接触的异族文化。 　　北魏皇室出自鲜卑族。在改用汉姓以前，鲜卑人使用的是三字或四字姓，复杂且难记。 　　至北魏孝文帝时，随着鲜卑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原来的姓氏越来越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于是，孝文帝下令把繁复的鲜卑姓改为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原因是：“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于是“诸侯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如丘穆陵改为穆氏，达奚氏改为奚氏，曾六茹改为杨，贺兰氏改为贺氏，独弧氏改为刘氏，步六孤为陆氏，一共将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少数民族改汉姓之举。 　　其他民族受“皇族”影响，也纷纷将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改贺葛氏为葛，是类氏为高，去斤氏为艾，屈突氏为屈，独孤浑氏为杜等。 　　在姓氏的汉化同时，执政的少数民族还沿袭了魏晋汉人所重的“九品中正制”，把改过的姓氏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如元、长孙、宇文、于、陆等为甲姓，“举秀才、册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 　　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在人名的其他文化内涵上套用汉人的礼制，如孝文帝就曾明令同姓禁婚：“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不以道论。” 　　如同事物的发展曲折反复一样，人名的冲突和融合也是跌宕起伏的，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欲从政治到文化上推销鲜卑统治，便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以期异化汉文化。 　　如李弼赐姓徒河，杨忠赐姓普六如，李花赐姓大野等。但到杨坚任北魏宰相时，恢复鲜卑姓的诸公又都改了汉姓，如此一起一伏，正是姓名民族冲突和融合的精彩表现。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此时姓名民族融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一色的外族姓名汉化。 　　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本鲜卑人；安禄山之父为胡人，母亲为突厥人；史思明亦是胡人，他们的名姓已同汉人无异。类似的人名还有史大奈、李弼、裴玢等。 　　皇帝的赐姓也基本上为国姓“李”。如鲜卑人拓跋赤辞、契丹首领库克、大帅达年嘉哩均被赐姓“李”。 　　受其影响，唐后五代十国中的少数民族国君，均将姓名汉化，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是少数民族人氏，单从姓名上已不见其“祖籍”了。 　　唐以后，受宋文化影响，金、辽各少数民族的姓名也和汉族有所融合。在完颜氏首当其冲挑了富有霸王之意的汉姓“王”为姓之后，上行下效，皇族一改汉姓，黎民百姓纷纷效尤。到金末，已有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了。 　　如阿里侃改姓何，抹鲁姓孟，呵不答姓田，兀颜姓朱等等。除此以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28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