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铺取名特征的名与号

商铺取名特征的名与号  　　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 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 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1．名与号 　　以取名表达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 　　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 　　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从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 　　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至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 　　从社会生活走入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 　　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骗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2．笔名 　　笔名是表现社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 　　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与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 　　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像一个真名。 3．别号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 　　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人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 　　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宣泄。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 　　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渐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 　　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因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应。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 　　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风云和个人行为轨迹的。